我出生在山东省招远县蚕庄镇山后冯家村，家有姐弟四人，我六岁时，小弟弟刚刚出生四十天，母亲去世。我被三姨领到她家，一住就是七年。姨夫是农民，为人勤劳、厚朴，三姨的孩子有的去东北谋生、有的在家种地。他们一家人对我很好，不仅生活上照顾我，还送我上学读书。在学校学习时，我参加了儿童团，站岗、放哨、送鸡毛信、学习之余帮助烈属拾柴、担水。在三姨家的这段生活对我影响很大，也培养了我倔强的性格。
我和弟弟白恩洽回到家乡给父母扫墓，重返故里，家乡的巨变、亲人的团聚、战友的相逢，让我一次又一次忆起往事。有一件事我永远不能忘记，也正是这件事让我走上了革命道路。
1942年日本对山东进行了惨绝人寰的拉网式大扫荡，在村与村之间建炮楼、设关卡，所到之处烧杀奸淫无恶不作。到了1943年，日本鬼子更加疯狂，扫荡也最为厉害，不仅是拉网扫荡，而且一有风吹草动就包围全村。我们村每隔五里就有一个炮楼，里面有鬼子和伪军把守。我清楚记得，1943年正月十五日那一天，大家都热热闹闹地过年，晚上组织踩高跷表演。十六日凌晨，日本鬼子天没亮就包围了我们村子，扬言昨天晚上八路军、县大队经过村子，有人藏在村里，逼迫我们交出八路军、共产党。鬼子端着刺刀挨家挨户地搜查，连我们养的鸡都不放过，看到就用刺刀捅死带走。眼看在老乡家的党员是藏不住了，为了不让鬼子抓到，我的一个本家哥哥白恩荣（后来我才知道他是我们村地下党的负责人之一）组织村里的党员、群众转移。在转移的过程中被鬼子发现了。我的哥哥、他的胞弟和另外一名党员陈绍东往村外跑，打算跑到村民破路时挖的坑里躲起来，还没到坑边就被鬼子打中了脑袋，当时脑浆就流了出来。陈绍东也被鬼子用刺刀刺死。等鬼子走后乡亲们去清理尸体，发现有六个人被杀害。他们有的被枪打死，有的被刺刀活活刺死，最多的被捅了二十七刀。我亲眼目睹了亲人被杀害的惨状，这一切对我刺激很大，当时我还小，不懂得什么大道理，但我只有一个想法：日本鬼子太残忍、太可恶，一定要把他们从中国赶出去。
我的继母十分封建，反对我参加抗日活动，认为女孩子出头露面不好看，男女混在一起丢脸。我坚决地回答：这不是男女的问题，不把日本鬼子赶出去，中国就不得安宁，谁也不会有安稳的日子。
这一年，我表哥孙玉民在部队打鬼子时负重伤回家休养，和我在一个学校学习。他给了我很大帮助并推荐我到县政府举办的教员学习训练班旁听，为此，我学到了许多革命道理，要求参政、打鬼子的想法也越来越强烈。训练班结束后，在他的引荐下，我找到县教育科科长杨桐武表达诉求，由于我出色的表现，不久被批准到县武装部报到。从此，我怀着强烈的民族感和解放全国人民的伟大理想走上了革命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