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我出生在上海，直到1944年，一直在上海生活。上海沦陷后，日本人实行殖民统治，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中。日本人给老百姓吃的粮食是按户口领，每人只能领到一点点，米是掺了沙子和糠等很多杂质的碎米，洗也洗不掉，拣也拣不出来，咬一口咯吱咯吱难以下咽。玉米面也是只够喝口稀的，粮食非常短缺。那时侯我经常去码头上捡菜帮子和菜叶子，有时候还偷偷跟着邻居大人们出城到乡下买点粮。出城要天不亮趁鬼子不注意的时候钻铁丝网，要是让鬼子发现了会有生命危险。我当时是小孩，又瘦又小，容易钻过去，我亲眼看见有的大人没钻过去，被鬼子射杀了。所以，对日本侵略者非常仇恨。
从1941年开始，我的妈妈成为上海党的地下组织的交通员，党的干部碰头开会时，妈妈就负责看门、放哨、做饭、注意特务的动向。她经常教育我长大要做一个爱国正直的人。
1944年夏，由于叛徒告密，党组织决定让妈妈撤离上海，去淮南抗日根据地。当时解放区急需人才、也急需药品。在妈妈的努力下，动员了三个人：一名女护士、两名江南造船厂的钳工，我的哥哥当时也是江南造船厂钳工，加上我，六个人从上海撤离。
我们的目的地是位于淮南黄花塘的新四军军部。当时沦陷区一路上重重关卡，所有的关卡都有日本鬼子站岗，对来往行人都要搜身，尤其对男同志搜得更细。妈妈教我们五人以兄妹相称，护士是表姐，两个钳工是表哥，遇到盘查就说一起去姥姥家，最开始说姥姥家在镇江，到了镇江就说姥姥家在扬州，到了扬州再说姥姥家在铜城。我当时只有13岁，年龄最小，给新四军军部的介绍信就在我的身上，藏在衣服里面。妈妈当时还藏了一些药品。妈妈嘱咐我过关卡时不要紧张，要沉着冷静，装作很活泼、蹦蹦跳跳的小女孩样子。我按照妈妈教我的办法，过关卡时不慌不忙、尽量自然，在上海时我也学过几句日语，有时就用日语和日本鬼子打个招呼，他们看我是个小女孩，也不太仔细搜身就过去了。
我们六人半夜从上海站坐火车出发，开到苏州、无锡之间时，火车脱轨了，车停下来，我们被赶下车。由于连日奔波，妈妈生病发烧了，躺在路边小站，昏昏沉沉起不来，大家都很着急。
等了很久，终于来了一辆装猪的铁篷车，日本鬼子来回巡逻，用刺刀赶着人群上车，乘客们拼命往上挤。两个钳工哥哥都挤上去了。护士姐姐毕竟年轻，也用力挤了上去，她一把把我拉上了车。妈妈没有力气，哥哥又要照顾妈妈，俩人都没有挤上来，车就开动了。车到了镇江，我们四人决定下车，在镇江等候妈妈和哥哥赶过来。
到旅馆投宿，人满为患，好不容易央求老板在楼梯下勉强支了一张铺，我们两个女孩挤着睡，俩哥哥也有个坐的地方，不用在街头流浪徘徊了。
我们每天到火车站看妈妈和哥哥是否搭车过来，真是望眼欲穿。等了三天，终于等来了妈妈和哥哥，六人重新相聚。有了妈妈这个主心骨，我们心里高兴极了。大家正要吃一顿饭，筹划下一步如何行动，饭还没来得及吃，妈妈迈着急促的脚步进来，说：“赶快走，有特务！不能再坐火车了，组织上安排我们走水路。”大家匆忙从后门撤出，赶到了码头。船老大夫妇也是组织上派的人，接洽以后，终于上了船。刚要开船，岸上传来一阵凌乱的脚步声，日本鬼子又来检查了。船老大非常镇定，让我们六人钻到船板下面别出声，他们夫妇应付鬼子。侧耳细听，日本鬼子叽里咕噜说着什么，船老大夫妇机智应对、巧妙周旋着，过了好久，听到船老大的声音：“出来吧，没事了！”原来是给日本鬼子塞钱了，他们就没有再仔细搜查。
坐船一直到了铜城镇，这里已经是解放区了。在铜城，我们联系上了新四军军部，在组织安排下，终于于1944年7月到达黄花塘新四军军部。报到以后，我进入新四军2师干部子弟学校，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陈敏简历：1931年7月出生，1944年7月参加革命，1947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8年3月离休，离休前曾任金属化学研究所党总支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