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9月，新中国诞生之初，我从美国留学归来，到铁道技术研究所（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前身）工作，至2018年退休，与铁科院结下了一生缘、一世情。尤其是茅以升老院长，用自己的言行感召着我们。他是我治学上的良师、人生旅途上的榜样。在建院70年之际，回首往事，历历在目。
新中国建国之初，百废待兴，依照茅以升、唐振绪等专家的建议，决定筹建一所为全国铁路服务的科学研究机构，1950年3月1日，铁道技术研究所成立，9月，茅老任所长。在建国初期成立一个这样的铁道科研机构，显示出了他的远见卓识。卢肇均院士于1950年8月由美回国，追随茅老服务新中国铁路建设的脚步来所。我是同年11月报到，欧阳葆元从唐山铁道学院毕业前来，我们“三剑客”开始了土木组土工室的筹建，而当时的土木组一共仅12人。
在卢工的带领下，参考我们在美国学习的知识和带回的资料，依靠研究所的实验工厂，到1952年建成了一个物理力学性的实验室，开始进行基本土的试验。当时，上级还没有给我们下达试验任务。记得接受的第一个任务是，苏联援助我国建设太原重工业基地，他们的专家要求对厂房地基的黄土进行试验，而国内其他系统还没有一个能为工程做土工试验的单位，于是，重工业部慕名找到我们来做黄土湿陷性试验。我们很快完成并出具了试验报告，苏联专家非常认真，就报告中的不解之处，专程找到唐山试验室。交流后，我们才知道美国和苏联两国在土工试验的方法和一些标准的表达上是有所差异的。当时，苏联专家特别送给我们很多苏联的地基规范和试验方法的资料。试验圆满完成后，重工业部为表达谢意，还拨款给我们一笔经费以改善设备。
1953年，在北京筹建研究所新址时，茅老与我们一边做科研，一边建设家园。为了有效地学习苏联经验，院里开办了短期俄文速成班。茅老当时已经是桥梁大师，但他仍然把自己当成一名普通学员，与我们一起上课。年近60岁的人了，在繁忙的工作之余还学习不停，晚上就睡在没有暖气的办公室，周末也不回家。就这样，我们初步掌握了俄文阅读能力，为自学苏联专业资料创造了条件。
大规模铁路建设开始后，苏联专家都要求进行地质和岩土的勘探试验，为此，铁道部开办了工程地质的专业培训班，我们土工室为培训班开讲了岩土工程，为各设计院、工程局培训了最早的一批土工试验技术人员，并提供了试验室所需的有关设备，还编写出版了我国第一本《土工试验》规程，积极及时地支持了铁路的建设，也为土工室与各设计院、工程局以后工作交流奠定了坚实基础。
新中国成立前，众所公认，茅老已经是中国土木工程界的领军人。解放后，他被推举为中国土木工程学会理事长。1953年全国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学习苏联经验。在各部门基础工程建设中，都要进行岩土工程有关勘探、土样化验和工程设计，这在国内完全是空白领域。有鉴于此，茅老在中国土木工程学会北京分会下，成立了土工组，茅老亲自担任组长，清华大学陈梁生教授任副组长，于1954~1955年期间，组织有关专业部门和高等院校，利用星期日休息时间，每两周举行一次岩土工程有关的系统讲座，共开讲21次。还举行了多种报告会，茅老亲自主持和作报告，卢肇钧和我也都参加过。
1957年，成立了全国性的中国土力学及基础工程学会学术委员会，茅老是主任委员。经茅老与国际土力学及基础工程协会创始人Terzaghi教授联系，我国参加了国际土协。这是我国第一个参加国际学术团体的学会。同年，茅老和陈宗基教授代表学会参加了在伦敦召开的第四届国际土协学术大会。在大会的讨论中，茅老介绍了武汉长江大桥振动管柱基础技术。学会（现名为中国土木工程学会岩土工程分学会）的成立，为我院与国内、国际岩土工程学会的同行专家教授的交流、学习国外先进技术和经验，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和平台。
1978年改革开放后，在茅老建议下，学会改名为中国土木学会土力学及基础工程学会，秘书处挂靠在铁科院。卢肇均、我和杨灿文先后任学会第二、三、四届理事长至1999年。之后，叶阳升担任副理事长至今。
学会于1979年8月邀请美国Marshall教授率土工方面专家代表团来华交流访问。先后在北京、武汉、南京和上海介绍了美国土工技术，特别是测试技术的新发展，给我国土工学术界很大启发。我院通过Marshall教授与美国铁道学会（AAR）以及土工试验仪器制造公司取得了联系。经院领导同意，土工室杨灿文作为访问学者访问AAR，随后又有多人访问AAR的FAST试验场，在试验场为我们的RC轨枕性能进行了测试；此外，我院引进了一批先进的土工测试设备，使土工试验室成为全国最先进的试验室之一，为我院培养研究生创造了条件。当时引进的动三轴仪仍然采用机械式自动记录测试数据曲线，经我院在培养研究生的过程中进行改进，采用计算机编程对试验过程、数据采集和分析、试验曲线的绘制等实现全部自动化，在当时国内也居于领先地位。
上世纪80年代，深圳特区设立并开始大规模建设，我们土工室也参与其中。过去我们对地方机场建设并无接触，也无了解。时任民航总局总工程师的陆孝斌特意邀请我院去参加机场地基处理投标，结果我们一举解决了软基机场的岩土问题，从而在深圳一炮打响。这是我院参与深圳建设工作的发端，也为我院深圳分院的建立创造了有利条件。和民航局陆总工程师的认识和交流，也正是基于1954年茅老在北京学会活动建立的平台，陆总参加了当年的培训班。
时光荏苒，日月如梭。转眼间，茅老离开我们卅年了，但他的光辉身影依然照耀着我们前行的道路。茅老对土工学科的建立、对中国铁路的发展，乃至国家建设，都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在建院70周年之际，我更加深切地怀念老院长、桥梁大师茅以升先生。
（本文刊登于《铁道科研》940期 2020.3.2第2版）